邓小平高瞻远瞩,力排众议坚持恢复一项旧制度:出问题我来承担!
1980年3月,北京,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军队建设时,提出了一个当时颇为敏感的问题:军衔制度,是否应当恢复? 这不是简单地给军官肩上加一块牌子。对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来说,军衔关系到指挥、管理、待遇,也关系到同外国军队交往时的身份识别。问题是,人民解放军已经取消军衔多年,重新启用这项制度,难免引起争议。 1955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。那一年,军队正在向正规化迈进,中央军委经过长期准备,依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》开展评衔工作。 授衔并非只看资历。干部的职务、贡献、军龄、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能力,都被纳入衡量范围。罗荣桓主持讨论中将、上将人选,少将评定也经过多轮审核。名单反复斟酌,正是为了避免论功行赏变成简单排座次。 1955年9月27日,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。毛泽东没有给自己授大元帅,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人也没有接受元帅军衔。朱德原本想推辞,毛泽东劝道:“总司令就不要推辞了。” 这套制度的作用很快显现出来。不同军衔代表相应的责任和指挥关系,部队内部有了更清楚的等级标识,军官的荣誉感和责任意识也得到强化。对于正在建设现代军队的新中国来说,这一步相当重要。 但制度运行后,另一种担忧逐渐出现。有人认为,肩章、领章和等级待遇,容易造成官兵之间的距离。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,军衔制度曾受到不少批评。彭德怀也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“元帅”,曾说:“我不喜欢我肩上的牌牌。”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同样有自己的判断。他担心军衔等级同薪金制度结合后,会使部分干部脱离群众。到了1964年,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薪金制度需要调整,取消军衔的意见再次被提起。 贺龙、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,顺带谈到是否取消军衔标志。毛泽东明确表示:“取消,搞掉那块牌牌。”经过准备,国防部于1965年2月18日发布通知,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;同年6月1日起,军衔制度正式取消。 取消之后,官兵服装和标识趋于统一,军队内部的朴素作风得到强调。不过,随着军队规模、任务和对外交往不断变化,没有军衔带来的不便也逐渐暴露出来。 1979年边境作战中,部队调动频繁,坦克、装甲车辆和运输车辆在道路上交错行进。遇到需要临时协调的情况,仅凭相同的服装和简单标志,很难立即判断谁负责指挥。战场上的几分钟,有时就意味着很大的差别。 外事活动中也有类似难题。外国军队通常依据军衔确定接待规格和交往对象,而我军军官没有对应标识,对方往往难以准确判断身份。这并不影响军官本人的能力,却会给军事交流增添许多程序上的障碍。 邓小平看到了其中的症结。他在1980年的会议上说,恢复军衔有几个实际作用:便于指挥,便于作战,便于管理,也有利于鼓励先进和开展国际交往。 话说得直接,落实却不轻松。当时军队需要精简整编,领导班子和干部结构也要调整。若不先解决编制、职务和干部比例问题,恢复军衔很可能只是换一套肩章,无法真正发挥制度作用。 1982年初,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作出恢复军衔制度的决定。随后,军队开始精简整编,并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军衔设置、评定原则和军官服装。邓小平还提出,新的军衔制度不再设元帅和大将,和平时期的军衔应当简化,不能照搬1955年的旧方案。 这句话很关键。恢复,不等于原样复原。新制度既要吸收过去的经验,也要适应现代军队的组织结构。经过数年讨论,相关条例和评定办法逐步完善,军衔同职务、编制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厘清。 有人担心,恢复军衔会不会重蹈覆辙。邓小平的态度十分明确:“一定要搞新的军衔制,出了问题,我来承担!” 1988年9月14日,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军官军衔仪式。全军共有1452名军官被授予将官军衔,校官和尉官授衔人数也达到相当规模。10月1日起,新的军衔制度正式施行。 这一次,肩章不再只是荣誉标志,而是同军队正规化建设、岗位责任和指挥秩序紧密相连的一项制度安排。邓小平力主恢复军衔,承担的并不是对旧制度的简单回归,而是对军队建设实际需要的一次重新判断。 特别